԰      վ
֯ | | ļר | רӵ
ĩ | ø | Ƭҿ | Ϸ | ͨ | ͯȤ
1.jpg
"奔跑天使行动"...
北京台协举办200...
房山区十渡镇平...
       
 
古代奥运会的起源"> 古代奥运会的起源
奥运会会旗"> 奥运会会旗
奥运会会歌"> 奥运会会歌
奥运会会徽"> 奥运会会徽
奥林匹克勋章"> 奥林匹克勋章
奥运会开幕式"> 奥运会开幕式
 
 
首页 > 成长天空 > 学法懂法

离婚背景下儿童权利的法律救济
来源: 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日期: 2008-09-22

  儿童权利的法律救济,既是人权问题,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问题。在离婚背景下探究儿童权利的法律救济,既有助于关注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又有助于关注儿童的监护权、探望权,进而维护儿童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确保儿童权益实现的最大化。

  一、引言

  近年来,国人离婚率的稳定提升,打破了家庭的和谐,也使儿童的权利在家庭失和中遭遇震荡。据民政部门统计,2004年全国离婚166.5万对,比上年增加33.4万对;2005年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111.5万对,比2004年增加6.9万对。在稳定提升的离婚人群中,子女的存在已成为其权衡离婚利害的重要因素之一。凡具有良好道德素养的家庭,基于子女利益的考虑,对离婚问题大多采取两种策略:一是不离婚。为避免离婚带给子女的心灵震荡和心理压力,婚姻当事人往往会隐忍情感的痛苦和心灵的失和,在子女成年之前相约不离婚。不离婚的抉择是在牺牲个体婚姻利益以确保子女最大利益的价值基础上作出的。二是离婚但切实履行对子女的抚育责任。当婚姻被当事人视为“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会作出离婚决定。但往往会在一定期间内隐瞒离婚的事实,避免给子女造成心理压力和情感伤害。即便如实告知子女父母已离婚的事实,父母依然会着重强调“父母离婚是两个大人的事情,孩子依然是父母的孩子”,父母依然要履行抚育职责,此时的离婚选择是在确保子女最佳利益且兼顾个体婚姻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上述两种处理离婚问题的态度,不仅理性而且颇富道义性,即在充分履行父母职责的同时,确保了子女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佳化。然而,个体的道德水准是不均衡的,这就导致了婚姻个体对待离婚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忽视子女的利益,寻求个人婚姻利益的最大化。即为追求“婚姻幸福”而离婚、离弃子女。二是将离婚仇恨转驾于子女,拒绝支付抚育费、放弃探望权。三是推诿监护子女的责任,试图在离婚的过程中将抚育子女的包袱甩掉。上述三种对待子女的态度,不仅显现出离婚当事人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而且将个人的快乐与幸福凌驾于子女利益之上。本文对儿童权益法律救济的思考,就是在离婚背景下尤其在离婚当事人恶意对待子女利益的基点上展开的。

  二、儿童权利救济的法律基点

  在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的保护框架内,注重儿童的权益,确保儿童利益的最大化,已成为缔约国的共识。为贯彻联合国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许多国家在国内法的范畴内进行了相应承诺和法律规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以保护型的立法模式对儿童权益的救济提供了法律蓝本。

  1、国际公约的视角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4条确认每一名儿童应有权享受家庭、社会和国家为其未成年地位给予的必要保护。保证儿童受到必要保护的责任落在家庭、社会和国家身上。虽然《公约》没有说明这种责任应如何分配,但家庭——其广义解释是在有关缔约国的社会里所组成一个家庭的人——特别是父母有主要责任创造条件,促进儿童人格的和谐发展,使他们享受《公约》确认的各项权利。但是,由于父母在外从事有报酬的工作相当普遍,缔约国的报告应说明社会、社会机构和国家应如何履行它们的责任,协助家庭保证儿童受到保护。此外,如父母和家庭严重失责、虐待或忽略子女,国家应进行干涉,限制父母的权力,而且在情况需要时子女可以与父母分开。如果解除婚姻,应以子女利益为重,必须采取步骤使他们得到必要的保护,并尽可能保证他们与父母都维护个人关系。委员会认为有用的做法是,缔约国的报告应提供资料,说明已采取了什么特别保护措施,以保护被遗弃或失去家庭环境的儿童,确保他们能够在最类似家庭环境特点的条件下发育成长。

  2、国内立法的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已于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修订案。修订后的《未保法》于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法律责任等角度对未成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了界定,明确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原则和工作原则,具体内容是:一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即“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二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原则。即“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教育和保护相结合。”具体到家庭保护环节,则明确了如下保护宗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上述原则和保护宗旨,为儿童权利救济提供了法律基点。

  三、儿童权利救济的法律途径

  在父母离婚的背景下,探讨儿童权利的法律救济,无疑具有特殊性——在动荡的家庭环境中寻求儿童利益的最大化。为保障离异家庭儿童权益的最大化,法律救济的途径有三:一是承担抚养义务;二是履行监护职责;三是行使探望权。

  (一)抚养义务的承担

  在离婚纠纷中,子女抚养往往是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具体争执情形有二:一是推诿子女的抚养责任。即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力争将子女的抚养责任推给对方。二是争执子女抚育费的多寡。尽力将子女抚育费的给付压到最低,甚至在日后拖欠子女的抚育费。抚养责任的缺失,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的行使,并将影响其身心健康。据2002年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离婚案件的抽样调查显示,离婚后子女抚养状况主要呈现三方面特征:

  1、子女直接抚养权多由母方行使

  直接抚养权由母方行使的约占60.8%,由父方行使的占20%。此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行使抚养权的有3件,占4%。上述数据表明,哈市男女离婚后,子女绝大多数还是由母亲抚养。除女性天然母性情感的流露外,害怕子女日后受委屈也是抚养子女的主要考虑。

  2、每月支付子女的抚育费金额相对较低

  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每月负担子女抚育费的金额以200元以下居多,占给付抚育费人次的63%;给付201~300元的占7%;301~400元的占6%;901~1000的约占1%;1001元以上的占3%。上述比例是与父母的收入水平相对应的。由于离婚当事人的收入水平以1000元以下居多,故200~400元的抚育费数额较常见。

  3、子女抚育费的负担方式相对单一

  子女抚育费的负担方式以按月给付居多,占给付人次的7.3%;半年给付、一次性给付、按季和一年给付一次的及以财折抵的相对较少。按月给付子女抚育费对及时满足子女的需求具有现实意义。

  上述子女抚育费的承担方式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即抚育责任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支付抚育费。倘男方拒不支付抚育费,女方的抚育责任就会加重。不仅如此,由于女性收入水平整体弱于男性,这就将导致子女生活水平的下降和教育资源的欠缺。为保障离婚背景下儿童权利的实现,离婚父母必须切实履行抚养义务。

  1、客观界定抚育费的数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凡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月总收入的20~30%的比例给付。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考查上述比例确定。“月总收入”、“年总收入”和“同行业平均收入”成为确定子女抚育费多寡的重要因素。司法实践中,由于当事人难以举证,致使“月总收入”、“年总收入”和“同行业平均收入”成为一个非准确的数字,且比当事人的实际收入为低。至于依此非准确数字确定的抚育费的数额往往也较低,无法保障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支付需求。为确保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人民法院应依据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协助调查取证,查实离婚当事人的具体收入,并在收入具体、明确的前提下,确定抚育费的合理数额,保障未成年人在父母离婚后其生活水平、教育水平不下降。

  2、强制执行抚育费的给付

  在司法实践中,抚养义务人拖欠和不支付抚育费的比例日益增多。抚育费的缺位,必将影响未成年人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甚至会导致直接抚育子女方的生活水准的下降。为保障未成年人受抚养权的充分实现,未成年人和直接抚养人在抚育费缺位时可寻求法律的救济,即对拒不履行或妨害他人履行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中有关子女抚养义务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人,人民法院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强制措施的采取,有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抚育费的持续、稳定的供给,确保其衣食无忧、生活稳定、教育延续。

  3、转变抚养权的行使方式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国,父母离婚时,往往由女方承担子女的抚育职责,男方则以支付抚育费的方式来履行抚育责任。这种抚育观念的形成,无疑与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密切相关且具有社会性别的色彩。然而,女性直接抚育子女虽可确保子女生活的稳定化、细节化和温情化,但却加重了女性的生活负担,甚至会使女性丧失再婚的机会,进而加剧男强女弱的社会分层。不仅如此,单亲家庭往往不利于子女健全人格的形成。为确保子女健康人格的形成,同时兼顾离异男女两性的性别平等,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父母双方可协议轮流抚养子女。人民法院在确定子女的抚养人时,可转变抚育观念,变单方父母固定行使抚养权为父母双方轮流行使抚养权。双方轮流行使抚养权,意义有五:一是有助于子女健全人格的形成;二是有助于增进亲子间的情感联络;三是有助于亲子间权利义务观念的养成和确立;四是有助于促进离异当事人自觉承担对子女、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五是有助于增进离异当事人的个人福祉和机会平等。

  (二)监护职责的履行

  关于未成年子女监护人的设定和监护职责的履行,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已作出相应界定,如父母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当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责任时,则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和成年兄姐行使……然而,在父母离婚的背景下,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往往由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行使,另一方则享有探望权。倘直接抚养子女方不认真履行监护职责,那么,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将面临侵害。在司法实践中,监护人不认真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主要有四:一是不履行监护责任,让子女放任自流;二是只关心子女的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忽略人格培养和道德养成;三是监护人不亲自履行监护职责,而是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四是侵占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导致其财产损失。为确保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并保障监护职责履行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法律救济措施必须明确、细化。

  1、细化监护职责的内涵

  《未保法》在“家庭保护”一章明确细化了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并形成相应的监护原则:一是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确保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二是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三是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确保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具体监护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言传身教,预防、制止未成年人犯罪。即监护人要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以及赌博、吸毒、卖淫等行为。二是提升监护素养,严谨、诚信的履行监护职责。即监护人应在学习并掌握家庭教育知识的基础上,妥善作出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决定,并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履行告知的义务。当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应将监护职责委托给其他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代为履行。

  2、倡导监护模式的改变

  在父母离婚的背景下,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往往是由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来担任的。即直接抚养人就是监护人。由于监护人的确定适用了“主要抚养者原则”,故监护权往往是由女性即母亲担任的。而家庭角色和婚姻角色的单一,致使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出现了单一性别特征及重大事项决策的片面性。为确保子女利益的最大化,变传统的单方监护模式为共同监护模式,可确保父母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共同行使有关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当然,监护权由离异后的父母共同行使,就要求父母本着对子女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摒弃前嫌、集思广益,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倡导监护模式的改变,有助于被监护人健康心理和健康人格的养成。

  3、扭转监管财产的弊端

  监护人在关注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同时,还须尊重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即在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进行监管时,应本着诚信的精神,对其财产登记造册,妥为管理,争取实现其财产利益的最大化。具体监管原则如下:一是非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不得擅自动用其财产。倘挪用其财产,应及时归还。因挪用导致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损失时,应予以赔偿。二是禁止侵占未成年子女的财产,避免基于一己之私和婚姻离异,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据为己有或将其财产视为夫妻共有财产予以分割。非法侵占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应予以返还并赔偿损失。

  监护职责的履行,既有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又有助于未成年子女道德人格的养成,进而培养未成年子女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成为有价值的人。

  (三)探望权的行使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基于探望权的行使而引发的纠纷却屡见不鲜。产生探望权纠纷的原因主要是人为导致和司法救济不力。人为导致的探望权纠纷主要有四类:一是直接抚养子女一方不允许对方探望;二是不直接抚养子女方要求经常探望,影响和干扰了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和子女的正常生活秩序;三是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向子女灌输非直接抚养方的种种缺点与不足,导致亲子关系疏远,探望子女不能;四是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在探望权行使受挫时,往往拒付子女的抚育费,使探望权的行使成为附条件的行为。司法救济不力引发的探望权受阻主要五类:“一是权利人反复申请执行。如法官判决原告在每月固定的日期和时间探望子女(如判决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的下午2时至6时探望子女),但在该日期原告未能探望子女,即上法院申请执行,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负担;二是个别裁判文书中,对探望的方式、地点及每次探望时间的长短表述不明确;三是探望权的执行与被探望子女的利益发生冲突。一些被探望的子女不愿与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母相见,是导致一些案件执行困难的主因;四是判决探望的时间主要集中在节假日,给执行工作带来不便。”五是中止探望的事由不明确,需要法官根据法理和探望权的立法宗旨进行自由裁量。探望权行使受阻,既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又不利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和谐。同时也会增加法院的讼累。为确保子女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兼顾探望权人的情感需求和直接抚养人的生活稳定,对探望权的行使进行法律救济是非常必要的。

  1、立法救济

  现行探望权立法可以界定为雏形立法,至于探望权的成熟立法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商榷的基点是成熟立法例的借鉴和立法本土化的皈依,毕竟中国的探望权立法是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需要。为此,现行探望权的立法救济须关注以下环节:

  首先,遵循代际伦理,平衡探望权主体的失位。具体操作路径有二:一是适当扩大探望权的主体。基于祖孙间相互的扶养权利义务关系,赋予祖孙之间相互的探望权,既可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又符合立法的主旨,也顺应了祖孙间的情感需求和代际伦理需求。二是适当限缩祖孙间行使探望权的条件。即祖孙间探望权的行使,应以有利于双方当事人的身心安宁和权益保障为前提。如彼此间的探望干扰了对方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安宁,则应中止探望权的行使。

  其次,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平衡探望权行使的单一价值指向。从我国现行探望权立法看,探望权被界定为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体现出探望权行使的单一价值指向。然而,探望行为具有双重的价值指向,即父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子女也有探望父母的权利,故探望权行使的界定应为探望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否则,探望权的行使将会忽略子女探望父母的愿望和利益,有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因而,明确探望权行使的双重价值取向,有利于探望权主体利益的维护和权利的行使。

  2、司法救济

  我国现行探望权的立法特点有二:一是粗放式立法,即关于探望权仅作原则性规定,赋予当事人自由协商权和法官自由裁量权。二是权利本位立法,即仅明确探望权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探望子女的权利。上述立法在体现简约与凝练的同时,也引发了司法困惑。顺畅解决司法困惑,当是促使探望权制度发挥功能的最佳途径之一。

  首先,具体细化探望权的强制执行措施,增加立法的警示性。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与其他民事案件的执行相比,具有特殊性。人民法院不能对子女的人身及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只能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执行措施。在适用强制执行措施时,应注意法律的综合运用。一要慎重选择强制措施。对拒不履行协助探望义务的当事人,应以采用财产制裁为宜。倘对其进行拘留,将不利于子女的抚养。二可将拒绝或阻挠探望的行为界定为变更抚养权的法定事由,当事人可基于上述事由向人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关系之诉。三是侵权人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当探望权受阻时,受害方可要求侵权方承担因探望不能而导致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

  其次,具体细化探望权的行使内容,增强司法的适用性。关于探望权行使的时间、地点、方式,应通过如下途径加以解决:一是明确探望权的行使原则。即探望权的行使应遵循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则、方便生活和工作的原则。二是明确探望权的行使要求。即关于探望的时间、地点、方式,可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人民法院应将探望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载入调解书或判决书。

  再次,具体细化探望权的中止事由,增加司法的严谨性。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的,应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何谓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应予明示。为便于操作,应将其具体界定在四方面:一是父或母有不良嗜好,如赌博、吸毒、酗酒等;二是父或母有违法行为,如对子女进行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性骚扰等;三是父或母有严重疾病,如精神病和传染病等;四是有阻碍探望权实现的其他情形,如绑架、藏匿子女等。倘发生上述情形之一,即可中止探望权。

  3、观念救济

  探望权的顺畅行使,不仅有赖于探望权的立法救济和司法救济,也有赖于探望权的观念救济。当事人只有本着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原则和方便生活、工作的原则来行使探望权,才能实现探望权的价值。

  第一,关注探望权的心理价值。探望权的界定,就心理学的意义而言,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有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让未成年人幸福、快乐的成长,既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即使在父母离婚后,也须切实地履行抚育子女、关爱子女的责任,以实现父母与子女间的心理交融与情感互动,从而为子女健全人格的形成、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奠定基础。二是有助于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探望权的界定不再单独以子女为本位,而是充分地兼顾了父母的利益。因为,不与子女直接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也有与子女及时交流情感的需要,他们既要掌握子女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又要把握教育子女的最佳时机,以适时调整教育子女的方法。因而,探望权的界定,有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也有助于满足父母的情感需要。

  第二,恪守探望权的伦理价值。尊重与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社会稳定、家庭稳定的要素。夫妻离婚后,相互间的尊重与诚信则更为重要。尊重,既指离婚公民对他方的人格、权利和生活自由的尊重,也指父母对子女的人格、权利和生活自由的尊重。诚信,指父母子女间、离婚公民间的以诚相待、言而有信。将上述伦理要求定位于探望权中,就要求:当探望权人前来看望子女时,直接抚养子女方应提供便利,协助对方顺利地看望子女;当探望权人携子女出游后,应按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将子女送回;倘子女希望和另一方父或母短期生活时,直接抚养子女方应尊重子女的选择……上述内容表明,探望权规范,并非单纯的法律规范,也是重要的伦理规范。只有尊重与诚信,才能创建平等、和睦、文明的亲子关系和人际关系。

  第三,尊重探望权的社会价值。探望权的社会价值定位在两方面:一是关爱未成年人,消减心理压力。据心理调查显示,在单亲家庭中生活的子女,易于孤寂、抑郁。以法律的形式界定探望权,有助于创设父母子女间亲密无间、心灵相通的氛围,有助于淡化心理阴影。二是满足探望需求,解决社会矛盾。父母能否顺利地探望子女,既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为避免矛盾激化,以国家强制力确保探望权的实现,可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




上一条新闻:
下一条新闻:
 
Copyright 2005-2007
网站主办单位: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ICP备案序号:京ICP证 0202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