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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缓刑的几点思考
来源: 南京青少年法制网 日期: 2008-06-12

    无庸置疑,我国现行少年司法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简便易行,行之有效的司法体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另一角度观察,尤其是与西方法制国家的相关制度相比较,我国现行少年司法制度的诸多优势也是其劣势所在。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年缓刑制度来看也具有同样的特征。

    我国少年缓刑制度是近二十多年来通过广大热心于少年司法事业的人人们和相关部门的努力和奉献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符合中国国情,简便易行,行之有效的优势业已被众多的司法实践证明,但随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国际少年司法潮流的前进要求,目前的少年缓刑制度的若干不足之处越发显现出来了。正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通称的《北京规则》中所提出的“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方法”在当前世界各国均出现对少年犯罪采用非监禁化、非刑事化的浪潮之下,我国的非监禁刑的重要内容之一的缓刑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一、少年缓刑制度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其核心标准是是否有完备的少年法律体系,也就是说要有自成体系的,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处理的程序法、实体法和处置法。从我国的少年缓刑制度看,无论从其程序法,还是实体法,进而处置法均缺乏完备的规定。

    首先程序法看,我国当前少年缓刑制度并无独有的程序规定,仅仅与成年刑法法规相同,而成年刑事法规中的缓刑程序性要求也不具体,过于笼统,导致在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无所适从,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现有情况制订又与其他机关联合发出《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相互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等规定,但是对于少年缓刑制度的规定,缺乏系统化、科学化。

    其次从实体法来看,现有的法律规定仅仅有《刑法》条款第7273条,规定了缓刑,《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但是对于1418周岁的人如何从轻、减轻如何适用有关刑种,如何适用缓刑却无相关规定,规定的空白导致在少年司法实践中少年犯适用缓刑的法律运用成为少年庭的法官们难题,而另一方面又同时成为少年庭法官们的自由裁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于是不适当地运用缓刑成为少年庭法官的通病。

    再次,从处置法看,缓刑如何执行,在《刑法》中仅是在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公安机关如何考察,尤其是少年犯如何针对其特点进行考察,督促并无相关规定。对于缓刑期间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违法如何处置。《刑法》第77条仅仅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但如何鉴定情节严重,并无相关规定。由于少年的特点是稳定性差,如果相关缓刑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则可能导致缓刑少年的再次违法犯罪。

    二、西方法制先进国家的做法

    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我国法制历史的短暂、法制文化的欠发达,为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之必需和当前社会治安状况,逐步为了适应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进、完善,我们不妨借鉴一些西方法制先进国家的若干规定和做法。

    1、缓刑实体法应当进一步充实,规定应当进一步细化。现行《刑法》仅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宣告缓刑。应当借鉴英美《少年法庭法》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对于少年犯罪分子什么样的犯罪情节可以适用缓刑,如从犯、初犯、偶犯,或者有什么样的悔罪表现,如立功、自首或者其他。司法实践中少年庭法官们经常考虑的帮教条件也应细化规定。如:家庭条件是什么,如果该犯罪少年的家庭条件不适宜,有无相应的适宜的社会条件,是否可以规定,如父、母不能适宜,可否由另外的近亲属担任其监护责任。社会帮教条件,从当前的司法实际看,一般仅仅限于让其在社区委员会或者派出所出具相关的帮教证明材料,但相关的社区委员会或者派出所是否有充足的精力和详尽的帮教措施和完备的帮教条件能力,仅从书面看少年庭法官根本无法了解和掌握,必将导致适用缓刑的盲目性和不准确性,甚至于判缓刑成为一种尝试,法官心中无底,导致决策的不准确,要在新的立法之中补上这一漏洞,明确规定,对于缓刑宣告之前,社区委员会和派出所应当进行什么工作,应尽什么职能而不能仅仅限于出具一份帮教证明,应当出具行之有效的便于考察,测定的相关一系列材料,而不能仅仅成为担保书,一旦判处缓刑后则成为一纸空文。

    2、缓刑程序法应当尽量具体,对于判缓的少年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操作,少年庭法官应当如何进行审理和研究并做出判决,不能仅仅凭少年庭法官的良心和爱心,还要依靠可靠完备的法规。

    3、少年缓刑处置法的确立和完备

    现有的少年缓刑的执行和缓刑少年的考察法律规定是公安和基层组织,但由于公安机关工作重心在于打击犯罪,且并无明显的规定如何考察缓刑少年的行为工作要求,导致实际对于缓刑少年的监管一方面限于汇报一下思想单一的形式,另一方面相关公安工作人员疏于尽职,监管失控是常见现象,以致于为了防止缓刑少年再次违法犯罪,少年庭的法官们把帮教工作一手抓起来,法官既是“审判官”又是“执行官”,以笔者为例,我判决的每年40多名缓刑少年,要每月都让其来汇报一次思想。掌握其动态,以致于忙得不亦乐乎,还不能保证每名缓刑少年都能得到及时的监管和督促。借鉴于英国的缓刑督促会,设立若干缓刑执行官可以较好地完成缓刑少年的监管和约束,当然中国的缓刑执行官是否可以由公安机关的人员兼任或者社区志愿者担任,但是现行的法官管帮教延伸的工作现状是应当加以改革的,否则整天疲于应付的法官是既管不好少年缓刑犯又审不好少年犯罪案件。当然少年缓刑犯督促机制的建立有赖于全社会的重视和大力支持,立法的任务是将相关职能和任务交给相关基层组织和部门,而相关部门、组织的任务是认真贯彻,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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